中国将签署《新加坡公约》【嘉定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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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新加坡公约》)201986日至7日,《新加坡公约》会议和签字仪式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中国代表将赴新加坡正式签署公约,公约则将在三个国家完成签署和核准程序之后生效。

《新加坡公约》《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构成了民商事纠纷解决成果国际承认与执行领域的三大基础性法律文件。与多少具有强制色彩的仲裁、诉讼相比,通过调解解决商事争议,更能体现当事人的自主性,照顾当事人多元化的利益需求。无论在诉讼还是仲裁程序中,当事人对于判决或裁决结果都难以把控,和解则意味着当事人以自己能接受的条件化解争议,也因此,和解解决争议可以便利商事各方管理国际交易、减少风险,维持长远的合作,不致因对簿公堂而终止商业关系,并节省国家司法和行政费用。

《新加坡公约》适用于在除法官、仲裁员以外的中立的调解人协助之下达成的和解协议,因此当事人在法院诉讼、仲裁或判决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和解协议不属于公约所规制的范畴,但为了防止仅因为有法官或仲裁员参与调解“被记录”(recorded)就根据执行地法律而不具可执行性,《新加坡公约》第1条第3款同时规定,只有法院批准的协议、被执行地主管机关作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执行的协议, 才不属于本公约所规制的范畴。

《新加坡公约》仅适用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并允许缔约国做商事保留。与《纽约公约》的保留条款着眼于争议的商事性不同,《新加坡公约》的保留条款着眼于争议主体的商事性。公约第8条第1款第1项规定,公约当事方可以声明:“对于其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或者对于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在声明规定的限度内,本公约不适用。”国际性则被《新加坡公约》解释为和解协议当事人营业地设在不同国家,或者和解协议的主要义务履行地与和解协议当事人营业地属不同国家。

《新加坡公约》第8条第1款第2项设置了一个新型保留条款,允许缔约国将和解协议是否适用本公约交由当事人明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工作组曾就“option out(选择不适用)和“option in(选择适用)两个选项进行长时间讨论,并最终选择前者,即“除非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约定排除适用,否则自动适用”,同时允许缔约国以声明保留的方式适用前者。“option out”方式将极大促进公约适用,因为当事人约定排除或缔约国声明保留都不会是常态。

有一个问题是,对于国内调解,迄今中国法律只认可常设机构所作的调解协议。近年中国司法机关似乎已经开始尝试扩大调解主体范围。201710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发出《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司发通〔2017105 ),在十一个省市,允许一名或者多名律师以调解员名义,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应该说,将调解主体限于机构与联合国《国际商事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对于调解主体的设定是不一致的,并不符合国际趋势,同时为了避免中国加入《纽约公约》以来在执行国内仲裁裁决和外国仲裁裁决上临时仲裁的双轨制,可以尽快放开调解主体。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研究下这个问题。

《新加坡公约》确立了国际和解协议具有执行力的基本原则,认可了执行地缔约国主管机关对和解协议当事人寻求救济的审查权,规范了与《纽约公约》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类似的不予拒绝执行条件以及对条约保留的限制。其中,公约第3条第2款有一项不同于其他两公约的特殊安排,即当有当事人质疑和解协议是否已经解决了当事人相关争议时,执行地主管机关应该允许相关当事人抗辩,证明相关争议已经以“确定无疑的方式”(conclusively) 获得解决。类似的,《新加坡公约》第5条第1款(c)项规定,和解协议中的义务“不清楚或无法理解”可以作为执行的抗辩理由,并将判断和解协议中的义务是否“不清楚或者无法理解”交给各国自行处理,这一条款在起草中同样引起极大争论。作为《新加坡公约》执行法院审查事项的特色规定,也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来源:转引自 windflower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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